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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粗粗翻看一遍奏疏的帖黄,这批大多都是各地和中枢官员关于登州局势的奏疏,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弹劾奏疏,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针对周延儒和孙元化的。
周延儒有贪墨受贿的嫌疑,崇祯早就有所怀疑,他也曾经关照东厂悄悄的打探,但是回报上来的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使得秉性多疑的皇帝愈发感到困扰。
最近几年国事日渐棘手,他总是希望大臣们能够实心办事,然而从堆积如山的奏章里他看到的,除了国事忧艰之外,就是臣子们之间无休止的互相攻讦。
相比之下,周延儒虽然不断遭到弹劾,在办事上还能令他称心。此外,他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次对周延儒的弹劾风潮背后有人在指使。
“你们一个个都说周延儒贪渎误国,换了你们就不误国了?”他内心冷笑,却又十分无奈。朝议也好,奏疏也罢,大多是空谈――他何尝不知道现在的许多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解决问题,甚至是在饮鸩止渴,但是不如此又如何办呢?
周延儒几次已经表示要注籍回避,他都下旨温慰,但是面对不断飞来的弹劾奏疏,他又一次的动摇了。
接着又是几封弹劾的奏疏,却不是针对周延儒、孙元化的,而是刘宗周弹劾户部尚书闵洪学的。
闵洪学是温体仁的人。这点皇帝自己也很清楚。刘宗周弹劾闵洪学明显是针对温体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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