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和海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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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地质学家的腐化成为中央关注的问题？而这多少也影响着教授的命运。“我们当然全力以赴。”地质系主任让语调平衡过分流利的安慰与铿锵有力的信心，“现在考虑到教授的心情，还是该先由家人陪他去医院，不要让他太焦虑。”

“我觉得该请你们出马。”夫人说。

“教授一定能有最好的治疗。您先稳定心情，拿到诊断您就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尽早去看您。”

放下电话后，系主任拔掉电话线，回到他正在写的报告之中。写情况说明是精细的劳动和微妙的艺术，像对晶石，你需要以科学敏感去分类、拣选、录入，判断信息的价值和重量。但一个月来他已经疲累之极，他快要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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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绕过药房前排队取药的队伍，沿走廊走向大厅。入口狭窄，长条形的大厅只有走廊的尽头开有窗户，在下午昏暗得像密林深处移动着一座座面无表情的石像。这时他看见了自己的妻子，她也看见了他。夫人一身浅色衣服，站在大厅一侧一个像新近有药柜倾翻过或有人刚在此搏斗过制造出一阵混乱的地方，身旁蓝塑料栏围起来一堆水泥或瓷砖碎片。她手里提着一只轻飘飘的绸袋，里面似乎没什么东西，像是下一站还准备到其他地方去。十几米外，她脸上有一种惊异的失望，如同一场喜悦的冒险后掉入现实的人，回到家的爱丽丝，也像走失的小狗，起初以为找到了自己的主人，一看一闻后在友好的陌生人面前仓皇失措，下一刻就要吠叫起来。

他见过她这种表情。那是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儿子上小学时。那天她在学校门口没接到儿子，到天黑儿子也没有回家，而班主任说当天正常放学，五点五十分小学已经准时锁起大门。她去派出所报案，被告知儿童失踪二十四小时后方能立案，之后她走遍家附近的每条街道打听寻找。教授在郊区的会议宾馆接到妻子说儿子失踪了的电话，这一切发生时他在急匆匆赶回家的路上，奇妙的是，当晚他到家后十几分钟，儿子便回来了。

教授见证了儿子的归来。那是晚上九点多，他刚到家，妻子回来取儿子的一寸照，准备再一次去派出所强硬地要求警察留心照片上的男童。看见儿子身上带着煤灰站在门口时，妻子脸上就有这种惊异的类似于绝望的失望。

我跟同学去了一个废弃工地玩儿，儿子低声说，怕妈妈说我，不敢回来了。

儿子走上来，要靠近她，她抓住又放开他的手，坐下，再站起来。他以为她要扇儿子一巴掌。但没有，她扭过头走去厨房。很快传来水壶烧开的声音。她神思恍惚拎着热水壶到阳台上浇花。

我太饿了，爸爸，儿子说。

他当时以为她是过于疲累和焦急，是责怪孩子，是高度紧张连续几个小时后精力不济。现在他意识到，她可能以为孩子已经真的走失或被拐卖，儿子再次出现令她失望，或者正是儿子的再次出现让她幻想儿子若是丢失就好了。

不过当晚她很快就给儿子换上干净衣服、煮粥、热牛奶，又开始模仿一名像样的母亲，就像她在刚结婚的那些年中模仿一名像样的妻子，重视家庭和家务、管教个人卫生和头皮屑、学打毛衣、捉奸、关心丈夫的去向。那时世界上似乎并不存在其他的范本，没有谁敢于说出自己对不忠毫不在乎，而有多少女人为了不显得愚蠢轻信、为了不软弱，不得不去管理，控制，对峙，演出戏剧性的鱼死网破，把生活过成唯一一种正确的戏剧。三十岁以来，她一直想离开家庭，离开他。方式是等待他离开。大概他总会想要彻底离开家庭的，遇到某个不可抗拒的女人，爱上谁或被谁缠住，执着地想走，或不得不走，或者犯一个可怕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让她可以轻松地说服其他人这种日子她没法再过下去。这种笃信是她能忍受他的原因。到后来，是否离婚不再重要，她送走儿子，生机勃勃。

英勇的女人走上她自己的道路，饲养他像饲养房客，教养再送走儿子像偿付历史债务。教授想起他一切风流韵事的开端，理疗师当时毫不费力地便让他了解到生活还能有多少秘境和层次，成为他心目中真正性爱的开始。她和他谈话时往往也在剪纸，而从最初给他做理疗时到后来在旅馆的床上时，她总同时在看调成静音的电视。她的兴趣在其他地方。原来他始终迷恋这种女人，笃定、残忍、决绝，以男人通常会忽略的方式自由着，以放弃的方式在家庭之中独身。男人多么盲目，男人以为自由意味着跳水、狂奔、种种表演性的大张旗鼓，可是在男人盯着自己双脚周围的一切时，她们早就轻轻走开。他那种意图要抓住剩下的时间来回馈和忏悔的冲动则只是双脚周围的一切教给他的另一种未经反思的表演练习。

她们放弃那些通常被认为值得拥有的东西，根本不考虑勇气或者代价的问题。对于她们放弃不是交易，而是一种使命，值得感恩的机会。让人惊叹的女人与永恒和无限联姻，而男人躺在迷人芳香的沼泽中贪恋地呼吸身边的香气，抓住周围泥水中漂浮的一把又一把植物的腐根和残渣，在沼泽里自以为是地游泳。世人说得不对。实际是男人的身体和灵魂总待在一起，他却以为是她们想要稳定而他想要漂泊，他擅于穿透地球的固体硬壳的眼睛没有看到许许多多脚踏大地的幽灵，身不动人已远。她们是骑士、英雄、幻想家、天文学家，他是灰溜溜的务实者，长于勘探，把海洋的波浪当作水文学问题，想象力只够适度放弃，总在检讨和回望，设计和犹豫，始终重视证件和政府登记，即使重视方式是千方百计绕过登记程序。男人向来是政府怪物手臂的延伸，即便是其中想要砍掉怪物头颅的那些人也和怪物享有同样一呼一吸的节律。她无意于证件，不需要通过来自一个办事处的盖上红色公章的准许得到自由。

现在她带着惊异的失望站在那里。她或许以为他的发疯是一个终究要离开家的借口（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或许以为此刻他已经被捆绑电击（不过那样医院是否需要通知家属？），或许以为他出了什么事（能有什么事？当然，若不吃午饭他的血糖指数会摇晃不止）。她不在乎诊断本身（疯与不疯究竟有什么区别？），只在乎他是否将离开家，那是干涉她生活的部分。想必就在这时，他端着已经喝空的保温杯，团了处方扔进医院走廊边上的垃圾桶，健康地，神色如常地走进大厅，像一位下了早班后脱掉白大褂准备回家的医生胜过像病人或家属。看到这一幕的她则终究像家属了，见他健康如常，她就像一名确认亲人精神分裂后看到亲人在医院被绑起来的家属那样又惊讶又安心又伤心又失望，不过她比他们少了痛苦。漫长的期待他离开的年头消磨了她的痛苦，她期待他走远，无论出野外，还是被关押、捆绑、电击，或者是去享受肉体的欢乐。她不抱兴奋地盼望着他离开，就像遛狗时她希望野狗离得远一些。

教授膝盖发软。他注视着她的脸，那张脸不断在变换，她变成二十出头他们初相识时校园少女的模样。她变成怒气中疲劳的年轻母亲，抱着婴儿四处寻找不忠的丈夫，那时她不是想要占有他，而是粗野、意志坚定地要与他同归于尽，此刻他觉得那个形象极富魅力。她变成那个因儿子归家而失望的女人，要把儿子早早送去寄宿学校的女人，长久加班和频繁出短差的女人，在家中目光越过他傲慢地达到露台上一盆盆绿色的孩子与厨房里的锅碗的女人。他所亏欠她的不是忠诚，而是尊敬，以及对于他在苦涩的生命监牢中时她早已获得自由的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