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在上州给我变魔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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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什么啊？驻马店？

他说，新乡。

她说，什么玩意，那不是纽约吗？

他说，都行。说正经的，要是离开北京呢？去你说的那些小地方。

她说，也不知道北京是典型还是特例。

他说，我有一个模糊又强烈的故乡概念。事实上是不了解。其实我也想回国去，晃一小阵子，只是不知道能做什么。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认识时，下楼时你在电梯里跟我说到一个关于向日葵的诗。后来我怎么都找不到。

她说，哦，是黄灿然的，叫《爱上巴赫那天》。我不太喜欢它的标题。

那天可能是盛夏的顶点，

因为接下来，日子便渐渐轻松。

大地酷热，连太阳也躲进云缝里。

城市酷热，连郊区也像火炉的边缘；

树林下垂，变成涂在风景上的一层绿油漆。

山中房子枯黄，港湾里游艇发白，

双层巴士悄悄驶上高速公路；

一架直升飞机在大海上空盘旋，

仿佛飞行员在打瞌睡；更高处

一只海鸥悬着，耐心地守望暴风雨。

高楼群中，鸟声消失，只剩下

城市深处传来的微弱呻吟。

窗台上，蚂蚁麇成一块污斑。

天边吐出一团乌云，像伸长舌头

要把对岸墨绿色的山峰舔走。

那天可能是盛夏的顶点，

我的耳朵向日葵般张开。

和诗比起来，此刻北京与纽约大概都处在冬天的顶点。接下来日子多半也不会轻松，冬夏恐怕也确然不同，对盛夏是在忍耐中等待，而冬天是不抱希望的苦熬，让人缺乏去描画它的热情或者生的信心，每进一天添一点萧索。她经常想要离开北京，做了不太持续的努力。反过来也一样，北京时不时要她离开。上个月她到埃及去，她觉得金字塔挺孤独的，骆驼也是。骆驼真是很孤独的动物。金字塔和想象的不一样，不大，也不是金光灿灿的，是看着它就会难过。很意外。

他说，我想象中金字塔就是个自然背景，对本地居民而言跟一座土山没什么区别。

她说，差不多。

他说，是不是光秃秃的。

她说，沙漠特别广袤，它在上面好小。

他说，人一死，修个陵墓，这么高，这么多奴隶，觉得最荣耀，伟大牛逼。几千年过后就是大爷大妈跟着旅游团过来，合影，摆姿势，骆驼绕着走一圈乱收费。据说金字塔周围特多骗子。

她说，我也说不好。也没有心疼法老。就觉得天地悠悠怆然涕下似的。

他说，我看照片觉得金字塔摆在那里是人力和自然的对比，好像很徒劳。

她说，我有时觉得，现在你我差不多，都是放弃了个人感情上幸福的可能性在生活，如果能遇到什么是意外之喜，但不是目标也不抱希望了。

他说，什么叫放弃了个人幸福的可能性？我觉得就是“不主动参与那些被认为会创造幸福的活动”。

她说，不主动的话，它不会莫名自动到来的呀。

他说，我这几年是做最少量的努力，但恰好做足够当一个普通社会人的努力。其余放任自流。

她说，“看起来也不奇怪”，“好像也合乎礼仪”。

他说，对，打眼一看不奇怪。普通人接受你不是个怪人，认为你没有放弃人生。

她说，努力也是很没有意义，就是徒然。但我也会挺寂寞的。我实际很怕自己会像我妈妈那样，一时意气，结果独身一辈子。虽然婚姻继续下去也未见得好，恐怕也是另外一种“结果就一辈子”。

他说，你跟你妈妈聊过吗？我印象里你从来没说过她怎么想。

她说，她不太跟我说自己，不知道是保护隐私还是保护尊严。她不是个喜欢反思的人，也比较保护自己的生活。和她聊没什么意义，谈不清楚的。

他说，明白。上一辈的人很多是那样。

她说，你周末和那个新加坡女孩约会怎么样？

他说，还算顺利。吃了饭，无感，但也不讨厌。

她说，她也是在孝芬在的那家新泽西医院上班？你说是放射科？

他说，对。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女生，做的事情，看法，喜欢的东西都比较普通吧。

她说，可是也很难头几次见面就讲出什么独特的看法。真讲出来的人不少倒是装腔作势。

他说，她业余时间是在Netflix上看Friends。

她说，你别嘲笑人家的趣味。

他说，没。已经约了下周五再见。

她说，嗯，我觉得只要无过无失就可以一直见下去。换我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点讨厌，无过无失很不错了。

他说，我也这么想。

她说，我在想总要给别人充分被了解的机会。我们有时候自以为是，很快下判断。也许人家是礼貌，起初见面，说平常的事，不讲什么看法，也是一种友好。

他说，我说实话觉得这算非常顺利正面的约会，我都有点惊讶。

她说，是吧。都做什么了，吃完饭有没有逛逛。冬天约会，感觉缺点是容易速战速决，夏天春天就容易一道去哪里再逛一下，公园走走。

他说，吃的西班牙菜，tapas，吃完就回去了。不过吃了很久，喝了酒。

她说，那很好哎。

他说，我也想跟你说一下，我其实是打算和她相处下去，不管能走到哪一步。她应该不会反对。

她说，那真是好消息。

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想就暂时不和你联系了。

她说，好啊。

他说，你自己怎么样？

她说，我最近在想啊，也许我只能跟以前认识的人在一起。就是见过不是这种鬼样子的我的人。不过以前认识的人都已经在很温馨地生活了。

他说，相亲怎么样？据说很丑的那位。

她说，大饭局以后还吃过一次饭。饭局上介绍人建议我帮他的公司设计一款大瓷碗。好笑吧，公司新年送客户礼品答谢，送个碗。据说吉利，一种小型的聚宝盆吧。也是饭桌上当场说起来的，吃饭前，大概大家正饿，他们还在说答谢考虑送酒或者伊比利亚火腿礼盒，从小吃橡果长大的猪，快吃完了，变成送一只碗，换我妈妈肯定要说送一只空碗是大过年的去要饭。做出来了他拿成品给我看，单独吃了次饭。这一次感觉有点像是约会，我也不确定。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清不清楚那是相亲。介绍人很搞笑，反复讲他是“青年才俊”，我觉得就好像我高攀的意思。

他说，吃得怎么样？

她说，人还行，真的还行。吃过饭又去楼上的酒吧喝了酒。北京现在真是奇怪，净是威士忌吧、雪茄吧，乔张做致的，这些地方都看起来很有钱。

他说，丑吗，这人。

她说，给你看照片。

他说，长得像一种橘子。

她说，幼不幼稚。比你好看。根本不丑。不过喝酒时，坐在吧台椅子上，他变了个魔术，我和酒保一起看。我不喜欢。魔术太造作了，他也知道是表演，我也知道是表演，还要心甘情愿等着被骗。魔术全是关于表演的。我知道约会整个都可以说是表演，一个仪式，把它演好，可是变个魔术，铅笔在耳朵后面别来别去的，我又没办法说不感兴趣，这种事又是铺垫很长，“你看这是一支铅笔，你看清楚啊”，我还得配合，就觉得像合作演一场心知肚明的戏。变魔术仿佛是和盘托出约会过程中的表演性。不是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关于他想要被当成什么样的人。那样的话，约会和约会软件还有什么不同呢？本来应该有些不同的。但我这些想法可能也是偏见，你还记得在纽约上州给我变魔术吗？那一年圣诞季节纽约将近最冷的时候，我们去普莱西德湖，那里办过1980年冬奥会，现在一切都很旧了。我们去参观一个旧比赛场馆，藏在足够保存一整个城市的尸体的雪山背后，场馆本身已经废弃得如同尚未建好的一堆脚手架的集合了，根本不能用了，展览还留在楼顶，我们坐露天电梯上去参观，实际不是电梯，是矿区那种露天升降机，开那升降机的年轻人至多只有十八岁，坐在操纵台前，面前只有上、下两个大按钮，他手里拿一个老式手机，红脸蛋仿佛冻硬了，像涂过蜡，头发是那种所谓姜色的发红的黄，美国人通常在偏见下认为这种发色不大聪明，不知道是不是歧视爱尔兰人的余波。我们当时觉得这是我们见过的最绝望也最坚韧的人，也可能是最迟钝最不敏感的人，也像一个圣人，连智能手机都不用，连一本书也没有，就那么戴着手套和防风帽坐在那里升升降降一天，当然他的一个班次或许不足一天，或许是四个或者六个小时，但那样坐着不可怕吗。可他就那样坐着，什么也不盼望，什么也不等待。我们对这件事简直是议论了一整天，回到家后还总是会谈起这个人。我如今在想也不知道这个人能赚多少钱，是长期这样工作还是放假时来打工的学生，感觉也不像，学生总会想要看手机，找乐子的吧，他好像什么都放弃了。不知道他每个小时的工资有多少，这样值得吗，他图什么呢，他看到的希望是什么呢。真的，我那时看着他，想他是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因为家庭矛盾、因为恨青春、因为跟学校里的人处不来、因为是个怪胎，就是塞林格喜欢写的那些事情——才来做这个工作，那时我没想可能是为了工资，根本没去想这个可能性。也许是因为他太年轻了，我一眼看过去以为年轻就是忧伤，苦闷，我的天！年轻就是穷啊，就是更有可能没有房子，就是除了家庭矛盾、除了青春、除了跟人处得来处不来、除了是正常健康还是怪胎以外，手里什么都没有。你有没有发现，电影也不拍为了钱工作的人，表面上拍，实际上不拍的，镜头都放在人因为情感或野心、历史或个人选择而受的折磨上。没有人拍那些日复一日，大概太难拍了。换我，去画它，也不知道怎么表达，难道画腰椎吗？结果日复一日总是一个能指。其实它是一个所指，对不对？真真正正受苦的人，在受的苦就是苦本身，不源于什么，也不带来什么，镜头却都执迷于那些原因和结果——情绪、感情、轨迹，天。我现在都惊讶，那时候我们好像从来不谈生计问题，虽然你和朋友会谈要不要去读个商学院，要不要转行，或者比较一下信用卡积分和航空里程的优惠，但好像不是真的在为钱焦虑，不怕失业，不怕被撵出去，不怕一无所有。我那时候已经有点女性主义，总在跟人谈图像里的平等和社会政策这些事，可那时这些想法的基础是自己没有真的为生计发愁过，总是买东西，虽然都是买打折的，但都在吃有机菜。那时候的生活，现在的生活，都很可怕，不一样的可怕，都很虚假，不一样的虚假。我离受苦还远得很——你不要再说特权了，我来替你说——可是我真难过。唉，在普莱西德湖我们到山上去滑雪，那时你还完全不会滑雪，现在你滑雪很厉害了。有一天晚餐时我们都喝多了，你在餐桌上给大家变了一个纸牌魔术，还有叉子魔术，好像是折起来一张纸架成斜面，然而叉子怎么都不会滑下去，具体是怎样我不记得了，那天夜里大卫德在度假酒店房间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我也再没有见过大卫德了，照片里你罩了一只不透明的塑料袋在我头上，太讨厌了，简直要闷死我似的，你冲镜头笑，我看不到镜头，手臂从塑料袋里伸出来，方位倒相当准确，手指竖在镜头正前面，冲镜头在比胜利的手势。

他说，我记得呀。

2018—2020，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