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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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另一次换座位的经历是在高铁上。一个系蓝绿丝巾的女人临近开车时走过来，有对黏腻的情侣已经坐了她的座位，她换座坐到我身边。我正帮助她把旅行箱放上行李架，车就开了，我踉跄一下，险些抓住她肩膀。现在想来，她的年龄和外表不好形容，换我的朋友W也许会说她看起来像那种对生活有渴望的成熟女性。我想《新龙门客栈》里的老板娘若穿上套装走进CBD就会像是带有一张经历过风霜的创业者的脸。我也见过好几名女律师隐藏着美国人眼中酒吧招待式的身材，人就是这样，能与环境达成新的协调与新的格格不入。

我的经验是，有一些钱的女人常有一点愁怨。而男性比较简单，不那么穷困就不那么苦恼。

应该是一种默契，要屏蔽或是对抗走道另一侧那对情侣的亲热情话和调笑声音，我和她逐渐开始聊天。她说她去上海办事。那么，不是出差或者探亲了。我想象了一下艳遇的可能性。从洗手间走回来时，我发现那对年轻情侣接吻时，鼻子和下巴会碰到一起，凑成个倒三角形，嘴巴双双撮起来像小鸟。这青春的光晕，这肉体的合金！或许我应当不好意思看，但这场景真是奇特，我不禁再瞟一眼。没错。这样鼻子不会疼吗？

我告诉她我的观察，希望和她进入话题暧昧一些的水域。她说，她觉得人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少机会去做以不适去换取乐趣的交易，三十岁后的不适往往只是命运派来的不得不忍受的痛苦。她顿了一下，转而问我，你有没有经受过什么痛苦的事，必须忍过去又难以排解。

其他人的成功令我最痛苦。不过我回答她，我还是小男孩时，放学后发现父亲已经把我的小火车送给了他同事的孩子，这是我曾忍耐的痛苦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你呢？”我问。

她告诉我她还不知道，她猜想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生孩子是最疼痛的，她没有生育过。“不过我很快就会知道了。”她说，她此行是去上海做乳腺癌的乳房切除手术，她三十七岁，在活检发现恶性肿瘤前，她的乳房从来不疼，看到报告后的这些天来她开始感受到明确的无法遏止的疼痛，就在左侧乳房的两点钟方位，恶性肿瘤的位置，越到晚上越明显。医生告诉她这多半是焦虑而不是病灶所致，如果疼得厉害，可以在安排手术前这些天里吃止疼片，冰敷乳房。冰敷乳房让我想象了一阵子，不过这时我对艳遇的设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想她知道此前我在尝试某种口头的挑逗，尴尬中我责怪自己，只是此刻不可能再换座位了。

她说她不得不尽快手术，但她决定坐高铁去，让这个过程略慢一些。

后来那对小情侣也安静下来，睡得像昏迷过去，依旧握着手。绿叶和青春都刺痛我的生命，有时我觉得这个国度的青春太多了。

偶尔我在旅行中看电影。西方电影经常有郊区家庭主妇或中年女性与水管工、园丁、雇来割草的年轻人之间发生轶事的桥段，水管工敲门，主妇走出厨房，配乐都情色起来。我现在明白，与其说那是女人的幻想，不如说是男人的。男人幻想自己年轻力壮，轻易取得一切，男人想在水管工身上看到自己，仅凭借纯粹的自身，就既得到成熟的女人（而且是由她们主动自窗内窥视和追求！），也得到年轻女人（毫无疑问又缺乏难度而没必要呈现其过程）。

这是不现实的。在飞机上的屏幕中，我看男人的梦。

6. W

我的朋友W在一所大学教艺术史。他在飞机上改文章，因而他反对如今高空也布置Wi-Fi的做法，说少了最后一块清静之地。他也不喜欢好舱位，更愿意连续几个小时挺直后背面对笔记本电脑，他说像待在图书馆，连旁边的人会和他的手肘抢位置这一点，也像图书馆。

我们一起长大。W是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我们还是孩子时，有一种糖叫“大虾酥”，家里有人去北方出差时才会带回来，上海本地是没有的。它表面的酥皮是橙色的，形状接近大白兔奶糖的长圆筒形，上面划着一道一道的深红宽斜线。我是到长大以后才意识到它是因为颜色像煮熟了的大虾，甚至像龙虾，才有了这个名字。这种糖有馅，比我们平时吃的酥糖要甜，几乎像水果糖一样甜了。当时W说：“这个糖，甜度很高。”他不会说“这个很甜”，他说：“甜度很高。”

我早就知道他会成为学者，以归纳与表达概念为生。那时我没有看出来的是W会成为愤世嫉俗者。他说他的手稿不会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他的研究没什么价值，并不会擦亮什么东西，他本以为能在知识的金字塔上垒一块新的石头，逐渐发现连擦干净一块石头都颇为困难。受折磨已经够了，职称也够了，现在他不申请研究项目，写一写钟意的题目，在会议中和老朋友碰面。他说，有些学科是团体作业，得养活别人，幸亏他只需要为自己负责，他还说，改文章是最愉快的，改第二稿比第一稿舒适，改到第三稿更舒适一些，他情愿永远都改文章，但那样的话，什么时候去写呢？这可能是一种存在的困境。

退役数学家原本是W的朋友，以前在国外的同一所大学，因为W的关系曾做过我两个星期的室友，后来不再联系，最近几年又重新认识。他有三个孩子，英文名都以T开头，Tommy、Teddy、Tiffany。最年幼的T和我女儿在同一所小学，我们曾经试着相约一起出游，不过后来发现那更需要两位母亲建立友谊。于是还是回归到W、数学家、我一起吃饭，加上其他不固定的朋友，一般由W带来。

我和W太熟了。其实我想讲的是数学家。如今他和我是广义同行，有时我们会聊聊行业里的事，不过有不合作的默契。他比我成功，比我年轻，一度是超级交易员，我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常看历史，赵高与李斯合谋篡改秦始皇遗诏、扶苏之死、苏武的谋略、王安石、袁世凯登基过程中的秘闻，谈的最多的大概是明代和清代，红顶商人和洋务运动的故事，就仿佛他也多少有要以什么改良什么的雄图。

退役数学家一度拥有的雄图是在学术界。别人眼中他是十足的成功者，在他自己的故事里，他则是个受挫转行的失败者，人生道路一度简单，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条直线，之后那年他未能找到教职。有些人会再试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或者四年，继续做博士后，去差一些的学校教书，带着某种坚持，非要继续做研究不可，直到做出些东西来。他则放弃了，认为这是他并没有研究方面真正才能的一种根本证明，他说，在那之前几年他已经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始终不愿承认，到这时他必须要承认了。他去了华尔街，后来回国，一直做金融，跑马拉松，T大和T二每年都参加美国数学和科学的天才营。不过他坚持认为孩子不如自己小时候聪明，自己三十岁前无需在电话本里保存任何电话号码。

他说话时夹带英文，比如他说自己离开学界时scared，害怕了，恐惧于自己缺少才能，逐渐决定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到如今，和数学家重新认识以后，我会觉得他与他未竟的梦想之间有一种奇特的缱绻——他度假时会在一个网站读学者在线发表的论文草稿，他说平时也想读，可惜杂事令他难以维持数学需要的专注。我想可惜现在没有苏武了，天选者历经磨难被放逐到荒漠草原，又在某个时刻令人意外地再次归来的故事，只属于古典时代。况且谁能说自己是天选者呢？你真正经历的唯有放逐，并且是由你自己主动走上马车。

在W和数学家结下友谊的读书年代，他们都不能忍受当助教时的义务，在office hours接待学生答疑。W是因为外语不够好，这种时刻往往觉得自己笨。他说他摸索出了让本科生满意的诀窍，“探究式学习”，不给出答案，用小棍子戳他们，你感恩节假期过得好吗，你觉得这门课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吗，你写作业时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对于这个困难，你觉得该如何解决？告诉我你在这篇论述中看到的不足。学生带着更多问题离开，感到彷徨在学院高贵、神秘、硬邦邦的大门之外。数学家则相反，他不能忍受他所见到的笨蛋。美国的本科生有一些太笨了，当面算给他们看也不理解，答疑时间让他仰天长叹。

W说，幸亏你没有再在美国教书。这是种族歧视。

数学家说，没办法，我就是对笨人敏感。

他对健康也敏感，频繁造访医院，几次怀疑自己得了绝症。有时去一家男性美容沙龙保养前列腺。

数学家不担心歧视。他会训斥下属，“这么娘！”时代变了，他担心Tommy和Teddy会在夏令营里遇到同性恋老师并以为那是酷，“都是阿乌卵”，他在我们的饭桌上痛心。除了转行受挫这件事带来的长久叹息外，他在中国非常愉快。

我常听W和数学家讲他们的故事，他们遇到的人，憎恶的人，忘记又想起的人，他们对时代和冲突的看法。每个人都需要讲一些故事，好能活下去，就像我女儿需要讲述虚构的事，她一定要讲出来，从小就是如此，小兔子和胡萝卜的故事，后来是小女孩被跑出作业本的妖怪吃掉的故事，不然睡不着觉。她不是那种需要听故事的小孩子，她需要源源不断地讲故事，就像大人。

我没有正面遇见过死亡，也没有过什么奇遇，不过我猜想，在那种命运转轨的激烈时刻，人会尤其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生活在故事当中——说不清结尾，把人甩来甩去的故事。古代传奇就往往是没有结尾的，这是W的理论，说古代常常是在一场奇遇之后什么也不改变，什么也不发生，事情就那样，不平顺，然而也就过去了，像家庭。农夫挑着鹅笼进城去卖，在路上偶遇书生，书生非要跳进鹅笼去随之进城，也就跳了，笼子重量没有增添。书生又以魔法神技召唤来几个女子，和他们一起饮宴，也就饮了，后来书生和女子都消失，故事结束，农夫又走在进城去卖鹅的路上，鹅价依旧三千钱，他的人生也不像好莱坞电影，没有要命的转折，无从判断高潮或结局，农夫所能做的只是向别人讲出自己历经的故事。

经历一些事时，我会意识到我期待把它们讲给W和数学家听，就像现在我告诉你这些。在事情发生的正中，我开始考虑如何讲述它们。不算倾诉，没有言出为论的感触，这些事和生活也没有深刻的关系，无非先讲出来，就如同谈论历史和贸易战，那是W、数学家、我毫无意义的聚会的主要内容，比其他毫无意义的饭局要少一些后果。因此我始终乐于等待W找我去吃饭。

我更喜欢听W和数学家讲他们的故事。我的故事没意思，经常只是看错或误解了什么东西，没有后续，缺乏寓意。

比如越来越经常看错。上个月某个周末带女儿去玩，在景区公园门口看到广告牌上印着巨型孕妇，上衣撩起来露出全部肚子，让我讶异社会的开放，更疑惑广告摆放位置的无厘头。再一看，是地球，没有孕妇也没有头，深蓝的底色之上我们要保护一只白色的地球。

在飞机上我抬眼看到穿成套紫色制服的空中小姐，觉得她的眼睛和眼眶也是紫色的。

女儿在超市里拿起袋装葡萄干零食，Sun Smile，我看成Sour Smile，酸楚的微笑。

太太在家看纪录片，我看着字幕，“纪德的《窄门》”，看成《窍门》。

另一次，手机新闻里的“政治”变成“洗浴”。

我大嫂是眼科医生。我曾经去她的医院检查，她的同事对于我的视力问题没有做出什么诊断，听到我的工作性质后，告诉我少用眼，不要过久面对电脑，我说那不太容易，治疗便结束了。大嫂为自己的职业自得，我印象很深的是，她在年轻时最初随我大哥回家时曾经说，眼科少有绝症，但谁家早晚都会有青光眼和白内障，老人终将变得更老。那还是几十年前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得，这比绝症听起来更像一种难以回避的判决，死神借科学的表述立下骄傲的路障。

上一次见到W和数学家，W刚刚从京都回来，他说在飞机上改文章，只差一点就能全部改完，回来后杂事纷纭又要搁置。本来飞机上时间足够，可惜脊椎反抗他的意志。我怀疑他是因为不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延长了我们在青年时代都曾经有过的关于自我所有权的假象。做父亲的人会知道，你从未有一刻拥有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和你完全不同，因此为人父母者在偶尔发现孩子促狭的笑容像一面令人惊骇的镜子，或者第二个脚趾也比第一个脚趾长，或者同样不善于拍球时，才会那样惊喜。孩子让你发现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你的家庭也不属于你自己，你的床垫、你的马桶、你的整个人，没什么属于你，在衰老前你早已经清楚你不能主宰你的身体。数学家说，他在青春期时就懂了这一点，是他的身体主宰他的意志，不是相反。那时双方展开持久的斗争。到现在，二者都明显地衰竭了。

7. Why？

退役数学家教了我两件事。一件事关乎概念，一件事关乎选择。关乎概念的事是这样的：他说3+5=8不是数学，那是人的规定；但3+5=5+3是数学，这是发现一种规律。其间的差异我始终没有完全理解，因此给我造成了很深的印象。

W说，到某一刻他明白了为什么数学不属于科学门类——数学是专横的，不像物理，数学不是发现关于自然世界运行的法则，而是发展出自身的一套逻辑，就像建筑出平行时空。

数学家说，但数学逻辑本身也是对更纯粹的世界的发现，有其客观性。

W说，比专横更可怕的是在专横中识别出美妙和神奇。你把数学——把专横当作神学。

数学家笑了，说，你这个自由主义者。

另一件关乎选择的事不是数学家本人的经历，是别人的故事。他说他有两个熟人也离开了数学界，算不上朋友，多年来没有再见面。与他们不同，他自己是向前看的实用主义者，在决定进公司工作的同时就知道不会再回头，即便他同时认为数学是他最大的爱好，并且在做出选择时远非心甘情愿。他总强调，如果当年能找到教职，他就不会转行，他是不得已。当年他已经逐渐认为自己缺乏数学方面的天才，但只要再得到多一点支持，比如有教职摆在面前，他就能够接受自己的局限，继续半生以来的轨道，逃避自己已经认识到的不足。而命运——他说“形势”——不容他回避，非要他正面看到自己的不够格。

那两个熟人没有像他那样下坠进入金融业。一个在家炒股，另一个算力强劲，担任美国东南部德扑俱乐部的主席，比赛奖金足以养活自己在家做数学。两个人的理由和生活方式，至少在他们刚刚离开学界，他还能听闻其消息的那几年，按数学家的猜测，应该是类似的：既没有放弃理想，又做了良好的修订，改善了家人的生活。人减少生存压力之后，不是一切都会好一些吗？这难道不是和转行上班一样能够保障生活，同时又比上班更多保全了自由，不需要听命于谁，也就保全了数学的可能性？因此数学家认为那是幻想。要自由，还不如去送比萨饼，不占用精力，你可以赚一点钱，同时思考。他用英文说，It's okay to do something you don't quite care about，人可以去做自己不在乎的事，就像去健身。送比萨饼和健身一样是放松的方式，而炒股和德扑比赛后，你会累，身心俱疲，你需要再去嫖妓或者健身让自己放松下来。之后就没有数学了。

他在转行时也感到恐惧。并非害怕穷，而是怕如果继续在学界滞留，未来失败后不得不照旧去华尔街工作。倘若那样，不如早去。他怕的始终是数学不行。别人认为他过得不错，但他却认为自己是选择了容易一些的道路，索性放弃了和有才能的人继续竞争下去的压力，从决定转行那一刻开始，就完全是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