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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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四种说法是屠格涅夫在晚年深深地爱慕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她在他的剧作里扮演少女韦罗奇卡。他六十岁，她二十五岁，二人曾坐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跨越三十公里，这是他们一生中仅有的独处。他写热烈的信给她：“我不会改变我的爱慕之情——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他迅速去世了。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回报过，或者以何种方式回报过这位将死之人的爱情，她嫁给了一位轻骑兵军官，这是她一生三次婚姻中的第二次。

凡人的爱情形态多样，有的样子难看，有的是难解的谜团，有的是变了形的医院看护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凸透镜下倒立成像的不离不弃。凡人在一再重复的生活中寻找爱情，在爱情中寻找突破生活的希望，而故事往往是这样：

你与一个轻骑兵结婚，分手，又与另一个轻骑兵军官结婚。

你热烈地喜欢一个乐队，又热烈地喜欢另一个歌手。

你在工程师中挑选你的伴侣，失败了，你选择了一名基金经理。

你和丈夫一起打工，他是瓦工，你和电工偷情。

你嫁给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他和你都觉得此生漫漫无绝期也缺乏希望。有一年他决定用晚上和周末准备法律考试，你更累了，也有些惊喜，你以为将会是和另一种丈夫过的另一种生活了。第一年他失败了，差得不多，第二年他成功了，不过你们讨论之后决定还是不辞职的好，在这座小城，法律收入不稳定，另外他的年纪也多少有些大了。他感到在单位里有升迁的希望，你想一想后意识到一旦他成为律师，可能会频繁出差，你会更累。两年后他没有升迁，不过有了新爱好，种多肉植物，后来专事蝴蝶兰，家变得浓密深绿。生活多少算是不一样了。

有一次太太给我发来这篇文章，图片版的，不知道是她从哪里存下来的。她确实选择了一名基金经理，但她应该没有和电工偷情。我想她大概是发错了人。

许多年前，刚认识她时，我告诉她，生活在“9·11”事件后很快就回复原状。我以此抚慰她。她说生活不可能和原本一模一样，一定有什么你看不见的东西在改变，或者表面上看起来相同的那些要素于眼睛看不见之处重组，小振荡让人对巨变丧失警惕，如同海浪潮汐规律来去掩盖着大海深处发生的无限变化。她是建筑师，她为结构着迷，她总想重组。或许现在她的看法有所不同。

14. 异质

上周我刚刚因为女儿和太太吵了一架。或者说，我和太太做了一场关于伦理的讨论，在女儿在场的情况下。

出租车到达雅加达机场时已经有些迟了。她们在我身后出关，海关官员认为女儿的入境章有问题，把她和我太太带去海关办公室盘桓了近一个小时，几位工作人员来来回回，最后是一位职级高一些的警员解决了问题，护送她们来登机口，道了歉。这时女儿跑去咖啡店，排了相当久的队，买了热可可回来，递给警员，说感谢他。

女儿在那里排队时我相当无奈。快要登机了，印尼的效率已经被证实是个笑话，更何况警员没什么值得感谢，是他们犯错耽误我们的时间。她和警员其乐融融地告别后，我教育女儿：“马上要登机了，你不应该去买饮料。这样做礼貌但不负责任。”

“现在是5点35分，5点45才结束登机啊。”她指指登机牌，受了冤枉似的。

“什么都可能发生，登机口可能会提前关闭。”

“Don't lie to her!”太太焦急地吼起来。

着急或生气时我太太喜欢讲英文，我听起来会觉得不如同样意思的母语那么愤怒，好像隔一层过滤网。是文化差异吗，还是年龄代沟，用她的话说，“辈分”？也许我有夸张和吓唬女儿的成分，但我也确实觉得什么都可能发生。既然入境时可能会无由盖错章，登机时间当然可能无由提前，世界与命运的不确定性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主义，尤其在刚刚由海关带来一场教训之后。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学习能力，不是吗？太太说，that's a lie。按这种逻辑你同样可以告诉女儿说机场有可能爆炸，我们一家人需要待在一起，永远别分开。那也有亿万分之一的概率。当你有心夸张，为了吓唬人而设定出微妙的界限和目标时，当你敢于说登机可能会提前，而不敢说机场可能爆炸时，那么，前一个说法就是谎言。简简单单，一个要让她尽快回来的谎言，还顺便归咎于她，把海关的错误转变成好像是她做了什么错事似的，硬要让她担心、恐慌、负疚。你根本不是因为担心赶不上飞机，而是因为你觉得那个在努力礼貌地弥补不知谁人错误的警员，这个犯了错误的海关，配不上一杯热可可，配不上让你在登机口等待。你不愿意等她，撒了一个登机口的谎。

我太太有适当剂量的愤世嫉俗，我有适当的笃定，只要她不太尖锐，不把怒气变成怨气。有李宗盛在，我生活中的愤世嫉俗已经够了。

我认识她时她刚从建筑专业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经常加班和旅行，喜欢音乐、小说、“各种有结构的东西”，没有宗教信仰，关心已经死去几百年的外国人胜过身边的人。回国后，尤其女儿上小学后，她热心公益，最近在为一家全国连锁的早教机构做设计。这种机构该叫作学校吗？可能更像公司，多数分支机构设在CBD写字楼里或者酒店式公寓底层，正与它的学生家庭——客户、顾客、购买者——活动的地点相符。它拉到了C轮风险投资，其中有两个娱乐明星投资人，他们的脸出现在电梯里的幼儿园广告上，让人感到发型才是教育的关键环节。这家机构也为偏远山村捐献了两座公益幼儿园。她耐心研究该在村庄什么位置摆放“触摸式游戏平台”。我问她，谁会去教呢？那些支教大学生第二年就会离开，而所谓的触摸式游戏可能更适合于有家长阳光咖啡厅和双语教学的地方，在村庄里孩子的身边本来也都是大自然。

——你预备让谁为你的游戏平台除尘？

我们因此有了另一场关于伦理的争论，不过此次女儿不在场。太太指出我没去过那些地方，大自然已经不自然，周围的农田改造成了工业园，小溪如今是漂着塑料袋的水沟。她说，你其实又是认为人家不配。这时我想起大伯曾经告诉我，村里人并不喜欢树、植物、自然这些东西，在还没有下发造林补贴时，山上的树要卖钱，院子里的树要砍掉，开辟成菜园。

——而我们为什么为我们都不了解的人争辩？

把女儿送去国际，至少是双语学校是孩子出生时太太就有的主意。我当然知道这是种新规范，但我始终认为如今要国际不难，要中国则更难。那时我不知道她对此这样认真坚决，也没有想到我会和她有愈来愈多关于她称为“教育理念”方面的争执。老实说那时我没太想过女儿的未来。长成健康、快乐的小孩，对，当然，但怎样做到呢？

从女儿四五岁，我才开始真正喜爱她，之前觉得像小动物，不太知道怎样和她交流，在逃避之中常常感到自己无用无能，甚至不招她喜欢。

太太说她读过《柏拉图对话集》后无法再忍受传统课堂。学校不应该是那样的，背诵，拷问，她have had enough。对于她来说回上海是为我做的牺牲。她在花园里种热带植物，根本不适合上海天气，十一月就要搬进室内，五月再搬出去。在这里，她想按广告片人工制造出一个女儿，英文、国际、对陌生人充满爱、在早餐店与服务员主动打招呼。如今女儿十二岁了，基本按太太设计的轨迹成长，但有了自己的性格，比如她有她妈妈所没有的坚韧。这一点在她小时候就显露出来：她本来是个不太协调也不爱运动的小孩，但在一年级时眼睛里含着泪，两个月里成为跳绳专家，一分钟160次。这种坚韧，老实说，似乎也并不继承于我。发现她的这个特点后，我更相信自己忍住不去告诫刚入职的年轻同事的道理：意志力和尽责性是一种天赋。

每一年我都变老一点，更想要在女儿身上辨认出来自我的东西。但那不容易。生活在中国与生活在美国的人居然遇到同一种困难：让孩子保持足够的中文。网络文章说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大学教授曾用一个假期就让孩子爱上中文，方式是塞给孩子一套金庸小说，保证着迷。我也尝试了，失败了。她读它，也许像我读《柏拉图对话集》或《道德经》的感受一样，久远、晦涩、过时。而我从她的课后英文阅读材料中第一次知道了“The It Girl”的意思，此前我一直以为It是指她们从事IT业。

有女儿后，我开始接触此前与我无关或者早已淡忘的知识。杂乱的细节重新有了排序。现在我知道孩子五六岁开始换牙，到十二三岁，乳牙全部脱落。我想我十二三岁时一定曾了解这些，是后来忘记了。一生中我始终没有长出智齿，我很想等待看看这个特点有朝一日是否能够体现在她身上。

她目前已经体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似乎没有哪一项明确来自我的遗传。经常户外运动，喜欢讲逻辑性很强的复杂故事，苛求食物，爱好素食，坚韧。最近喜欢烤无麸质饼干，用指甲上闪着金粉和圣诞树的手揉面团，我私以为这并不太健康。在学习的科目上，她没有显露出什么特别的爱好，虽然这家学校在校训中强调“让每一个学生找到内心的热情”，和她年龄相仿的同学有些已经在研究机器人和无人机。她的兴趣在花样滑冰，准确说，是观赏花样滑冰。我们送她去学过滑冰，速滑还可以，花样动作，据我太太说，没有入门。如今女儿不大去冰场了，大部分空余时间花在看网络上的花样滑冰比赛和训练上，在英文论坛追踪运动员的近况，最大的梦想是追逐喜欢的运动员到世界各处表演。

去年有一场锦标赛在上海举办，据我太太说，现场有我女儿的几个网友，因为妈妈在旁边，她不愿上去打招呼。最近她开始做滑冰视频的字幕翻译，写选手生平故事，在网络上和他人论辩，我想这对她学英语和写作文有帮助。我太太说，这应了许多年前的那句话，你上网时不知道对面坐的是一个小学生。对我来说她越来越神秘，背后有一个完整的、我不曾涉足也不可能涉足、若非因为她则不知道其存在的彻底的世界。

15. 宁静

在一段和另一段悬空之间，我回当年三十多岁时在纽约住的公寓看了看。也是一时兴起，这次出差换了一家酒店，离它只有几个街区。当年我住在那里时，前一半时间无休止地加班，经常在拐角处买苹果或者杏仁可颂当早餐，一直好奇为什么带馅的起酥面包叫丹麦面包，从未弄明白过。后一小半时间频繁出差，在飞机上遇到了我太太，一起回来。

我从酒店走过去。路上下起雨，这是纽约这个季节的常态，昨天像春天，今天就有小冰雹自天而降，但街上的人不像为凄风苦雨而苦恼的样子，而总像是为能生活在这里而自豪，自豪的幸存者。走过八九个街区，经过室内动感单车连锁店，犹太人开的熟食店，还有一整个街区都是花店，兰花美丽的白色叶片在雨水滴落的绿遮阳棚下看起来像蜡。

十三年了，公寓大楼必定经过装修，从外表上看不出太大变化。一楼侧面有一间公寓改装成了医疗美容诊所，大楼前厅的大门和台阶应当都重修过，大门金灿灿的，拼接了一些蓝色圆弧状的装饰，不像往日那样朴素，有种奇怪的中东风格。

我告诉韩裔门房我是这里的旧住户，想来看看。在来访者册子上登记，出示了我一直放在钱包里的过期纽约州身份证。当年这里的门房、管理员、维修和水电工都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人，前南战争后得到难民身份逐渐来到美国。离开纽约后，我曾想，如今是否会多一些科索沃维修工。没想到换成了韩国人，这位Henry Park，姓朴的中年人告诉我，是一家韩国地产公司在管理这幢大楼。

我下到地下室。和以前一样，公寓共用的洗衣房设在这里，还有台球厅和桌上足球室，以及一个公共影音室，此刻空荡荡的。那时会在周末的“电影夜”来这里参加活动的都是老人，恐怕现在也一样。

洗衣房像过去一样嗡嗡作响，气息潮湿刺鼻。公共留言板上贴的广告海报比十几年前让人沮丧一些：

1. 我是一名哈佛毕业生，过去三年里我辅导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分数平均提高了8分。我能辅导SAT和ACT。我拥有哈佛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本科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学位。请拨打我的电话。

2. 我开设三种工作坊项目，四周课程收费200—250美元。《战争与电影》《获得解读图像的视觉能力与审美技术》《如何用人生经历写出你的第一个电影剧本？》

3. 本楼有一室一厅转租，月租金4495美元。上一位租客售卖自己的家具，高背转椅20美元，书架25美元。

还有一个人可以做普通话辅导，回答关于中国的市场咨询问题，代为总结中国各领域的商业信息。他来自新泽西，曾在中国担任富布莱特访问学者一年。“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你想去中国做生意吗？或者学习古老中国道教中的炼金术？联系我。”

当天下午我飞回上海。在机场坐在吧台上吃了一碗拉面，旁边的登机口，有个年轻人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没打字，不像在工作或打游戏的样子。他神情懵懵懂懂，戴灰棒球帽，T恤宽松，像个退伍兵，从我的角度，能看到他在面前的网页右侧有字，左侧是白色的图片，我日渐衰退并且没有解药的视力捕捉不到更多信息。

吃完拉面，我走到他身后坐下。他在看购房网站，布鲁克林一座带院子的独栋房屋，位于那条街的1213号，邮编11229。白色的单层小房子，两个卧室，一个洗手间，900 sqft，大概相当于八十多平方米。价格便宜，应是在布鲁克林比较萧条的街区。随时联系路易斯·克莱门汀。

他自己一个人在机场，没有戴结婚戒指。那座房子没有任何甜美的东西，不含草坪，毫无装饰的白，不受限制的宁静自足，后面有个篮球架。它不需要把工具房设在院子里的什么位置，大概也没有空间。工具放在家里就可以。我想象这个年轻人是建筑工人，下班后自己在家看电视，喝啤酒，有几位来自中学时代的朋友，傍晚一起投篮。我想象他不需要家庭，这座房子也不是为家庭而设的，它与求婚没有关系。我想象他的哥哥或弟弟或姐妹的孩子起了他的名字，他成为教父，并且一生舒适地独自一人。

2018—2019，巴里洛切，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纽约，北京，深圳